 贾平凹此时心里是不是在算计《秦腔》获奖，可以得到多少钱 那时候的贾平凹，才走出校门，供职在一家出版社，当一名为别人做嫁衣裳的小编辑。住六楼上一间六平方米的小房间，抽一毛多钱一包的劣质烟。一边和乡下的俊子谈恋爱，一边写他那轰动全国的文章。房间太小，又高高在上，他常为不能接触地气而苦恼，于是商量搬到我家来住。
我住在古城只北的方新村。那原是唐朝国务院的西花园，李白醉酒吓蛮书的地方。离他们出版社虽有十分钟的自行车路，却是一片原野。小小的村落，只有数十户人家。榆钱才败槐花又开，东家鸡叫西边狗吠，便很得他的意趣。 找些砖头，支了腿儿，寻一块木版放上去，铺了他带来的被褥，房子一角变成了他的天下。他告诉我老婆，他是不吃粮的，每顿饭多添一瓢水就足够他吃了。只为他这只吃水不吃粮，几年来我从未收过他一点粮票，一分饭金。而那时候的自来水又特别便宜，每月每人只收五分钱。他是临时住客，收水费也不收他的钱，这样里里外外，一份伙食费便省了下来。 贾平凹勤奋，发稿量比我大，挣的稿费自然也比我多。每一笔稿费对于我，我认为就是街上拾来的钱。没有摊任何本钱么，稿纸是从各个编辑处要来的，一支圆珠笔也是孩子用剩下来的。那时候寄稿子，连邮票也不贴，信角上写个邮资总付，塞进邮筒完事。贴了脑子，下了工夫，就和下了一天棋一样，难道能算成本钱吗？记得《天池泪》寄来稿费80元，从邮局出来我买了半只羊，弄了几瓶酒，交到老婆手上也就剩下30元了。他的《满月儿》稿费是83元，那是他当时短篇里最高的一笔稿费。他惊喜地说，一篇稿子顶他一个半月的工资。稿费取出来后，我让他存上50元，33元用来庆贺一下。他却一定要存个整数，说，存够一百元就是最大的祝贺。 无奈，我和他一同去北大街存钱，我两掏遍全身只凑够了15元钱。他央求存款的办事小姐能不能把98元钱的利息先算进来存够100元，到时候少取点利息就行了。小姐鼻子里像害了鼻炎一样嗤嗤了两声，平凹便回过头来低声骂了一句。于是他再翻口袋，终于在工作证里翻出来2元3分钱的邮票，他把邮票推到小姐面前，极其大方的说：“3分钱零头不要了，存100元整。” 小说一篇篇写，稿费一次次来，几年下来，他已经有厚厚的一沓支票了。 那年夏天，有位朋友有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要出手，要400元。我手头上只有不到200元钱，于是便第一次开口向贾平凹借钱。他听到我借钱要买电视机，大吃一惊：“你想买电视机！那是咱老百姓也可以买的东西？” 我既然开了口，开弓没有回头箭，这点面子他总要给的。他显得非常为难，说谁谁谁借了他钱没还，我说我不管，反正我要借钱！ 他沉吟良久，觉得不借给我钱似乎也下不来台。于是他便心生一计说借钱可以，但要苍天做证，凭运气说话。他拿了件兰色的上衣，捂在抽斗上，让我伸进手去，就像在暗箱里装胶卷那样，只准摸一张支票出来，摸多少是多少，不够自己想办法。 他这一招很厉害，他那支票里，百元以上的没有几张，有许多都是二三十元的。只准摸一张，摸上一张20元的，又不顶用，又要领情。但我知道，他有一张最大的是700元。那是《山地笔记》出集子的钱。这已经是贾平凹给足我面子了，我也只好听天由命。 手从蓝衣服里伸进去，摸着了盒子里的那一沓支票。但是手指头没有长眼睛，实在分辨不出来支票上的钱数。贾平凹站在旁边，抽上一支烟，得意地说：“摸呀，过3分钟摸不出来，宣布协议做废，到时候可别说我不借钱给你！” 但是以我和他的熟悉程度，我相信这些支票在金额的排列上不可能没有规律。他是个极有心计的人，点这些支票肯定是他的业余爱好。于是，我便想到过几天，乡下的俊子要来，到时候他肯定会把支票那给俊子看，为了给俊子一个惊喜，他肯定会把票额最大的一张放在上面。于是，我便抽了最上面的一张，果不其然，是那张700元的支票。 我得意了，贾平凹却傻眼了。 贾平凹啬皮，却有他啬皮的道理。一次，贾平凹病了，我去看他，他说出了他这一辈子也许再也不会说的一段真话：“我是个山里娃，我凭啥在城里混日月？不就是凭一支笔吗？还要养家糊口，有老婆有孩子。我又吝惜，是出了名的啬皮，如果不写文章，谁愿意和我交朋友？其实，我也不想啬皮，几块钱多写篇文章就够了。关键是在我的眼里，那几块钱不是几块钱，而是一堆白花花的盐！小时候，母亲让我去买盐，两块钱要缝到衬衣口袋里，到了盐店让卖盐的帮我拆线，两块钱的盐是我一大家子人好长时间的唯一调料。 啬皮贾平凹，真是啬得可爱！ (责任编辑：冰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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