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光楷：用中国智慧应对国际安全问题

    65年前，人类经历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浩劫。在这场决定人类命运的生死大搏斗中，先后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亿人口卷入战争，战火燃及欧、亚、非、大洋洲、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和北冰洋。作战区域超过2200万平方公里，交战双方动员兵力达1.1亿人，因战争死亡的军人和平民超过5500万。作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战场，中国人同样付出了血的代价，军民伤亡达3500万。追忆历史，以更好地走向和平的未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本报记者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进行了专访。熊光楷上将是我国著名的军事外交家、国际战略专家，历任中共十四、十五、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1996年1月到2005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2000年被授予上将军街，参与了我国许多对外重大事务的决策过程。围绕着65年前的战争、当前的国际形势及对未来世界和平局势的展望，熊光楷上将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时代主题：从“战争与和平”到“和平与发展”

　　记者：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我们回顾那段历史，重新审视二战以来国际局势的种种嬗变，您如何评价这场战争及我们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

　　熊光楷：人类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同样遭遇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但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人类赢得了一次应对极其严重的传统安全威胁的胜利。在这次伟大的胜利之后，国际环境逐渐经历了一个从“战争与和平”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尽管冷战开始后，美苏对抗使世界局势一度处于紧张之中，但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日渐明显，60年代末70年代初，“和平与发展”逐渐取代“战争与和平”成为国际安全的主要议题。80年代，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准确及时地把握住时代特征，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总体上看，目前我们仍处于“和平与发展”这一大的国际背景之下。

　　记者：针对国际环境的这种变化，您认为人类的国家安全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熊光楷：国家安全是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国家安全观是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本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安全战略是安全观的体现。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主要是讲军事安全，但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探索新的国家安全观念。1929年，英国人利德·哈特提出了“大战略”，将国家安全战略从单纯的军事战略扩展为包括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更为丰富的比较现代的国家安全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环境由“战争与和平”向“和平与发展”的转变，传统国家安全观遇到更多挑战。新的、综合的国家安全观念在世界上逐渐得到进一步发展。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军事安全已经不能成为国家安全的全部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虽然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此起彼伏，但全球范围内没有出现过传统的世界大战。与此同时，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特别是“9·11”事件之后。以2010年上半年为例，全球共发生恐怖事件500余起，造成2850人死亡，5492人受伤，其中伤亡百人以上的重大恶性恐怖事件24起。不仅如此，金融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安全、环境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新的国际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在此情况下，军事安全不再是国家安全的全部内容，单纯的军事打击并不能保证国家安全各方面的需求，国际社会亟须倡导新的、综合的国家安全观。

　　新安全观：摒弃“零和”游戏，倡导合作“共赢”

　　记者：面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新的国际安全局势，您认为中国主张怎样的新安全观？

　　熊光楷：人类曾经历了无数场战争，20世纪更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40年冷战对峙的磨难。进入新世纪，人类在受到传统安全威胁的同时，还增加了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历史和现实表明，武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争端与矛盾，以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为基础的安全观念和体制难以营造持久和平。在此形势下，中国领导人把握时代脉搏，提出并倡导了新安全观。

　　1996年7月，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在第三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提出摒弃冷战思维，顺应时代潮流，共同培育和推广新的合作安全观。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时，中国与各成员国共同倡导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2009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64届联大的一般性辩论中发表题为《同舟共济 共创未来》的讲话，再次强调：“我们应该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既维护本国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这就是当今中国主张的新安全观。

　　记者：倡导新安全观是国际局势的客观要求。那么，何谓新安全观？您能否就它的具体内容深入解析？

　　熊光楷：新安全观首先是一个综合的安全观念，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多个方面，其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

　　互信是指各国应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反对霸权主义，互不猜疑，互不敌视，通过对话，增加彼此信任，在互信的基础上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互利是指各国要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相互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摒弃过时的“零和”观念，避免以损害他国利益来谋取自身的“绝对安全”，通过积极地参与国际安全合作，实现各国的共同安全。平等是指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应彼此尊重，平等相处，互不干涉内政，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他国。协作是指各国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

　　我理解这八个字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互信是新安全观的基础，互利是新安全观的目的，平等是新安全观的保证，协作是新安全观的方式。

　　记者：新安全观对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进行了突出强调。与旧的安全观相比，您认为新安全观在影响国家安全战略方面有怎样的突破？

　　熊光楷：与旧安全观相比，新安全观在影响国家安全战略方面有以下几个突破：第一，旧安全观把安全几乎等同于军事安全，但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是一个系统工程，单凭武力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新安全观则主张安全是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在内的综合安全。第二，旧安全观以牺牲他国的安全利益来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突出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利益，把安全看成是一场“零和”游戏，你赢我输、你得我失。而新安全观主张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追求“双赢”和“多赢”。第三，旧安全观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采取强化和扩大军事同盟的做法，排斥异己，到处树敌。而新安全观主张通过各种多边安全机制、多边安全论坛、双边安全磋商以及非官方安全对话等渠道，以对话增进互信，以协商化解矛盾，以合作谋求安全。第四，旧安全观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而新安全观则主张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发展求安全。总体上看，新安全观是应对包括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内的各种安全威胁更为妥善的原则。

　　记者：新安全观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有其特点。那么，中国作为新安全观的倡导者有哪些具体的实践活动？

　　熊光楷：中国在国际反恐合作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首先是倡导和参与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其次是中国与美国、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开启并加强了反恐磋商。另外，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了军事互信，开展了军事合作。2002年至2009年，中国与周边国家共举行了25场联合军事演习和5场陆上联训。今年，中国已与巴基斯坦举行了联合反恐演习，9月份还将参加上合组织框架下的联合反恐演习。当然，为应对能源、金融、粮食、公共卫生及气候变化等多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协商与对话，不断提出中国的主张，发挥中国的作用。

　　国防建设：推进新军事变革，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

　　记者：从全球来看，在倡导新的、综合的国家安全观的同时，世界各国又是如何对待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呢？对此您有何看法？

　熊光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虽然全球范围内的大战没有爆发，但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从未间断。1945年至1989年新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平均每年4.5起。1990年至1999年10年间新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平均每年9.2起。进入21世纪，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数量仍居高不下，新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平均每年14.7起。可以说，传统安全局势依然严峻，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依然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这一背景下，世界主要国家都加大了国防投入，以新军事变革为核心的国际军事竞争进一步加强。例如，2010财政年度，美国的国防预算为6363亿美元， 同比增长3.97%；日本的国防预算为47903亿日元（约合509.6亿美元），同比增长0.3%；俄罗斯的国防预算为1.25万亿卢布（约合430亿美元），同比增长3.4%；印度的国防预算为14734亿卢比（约合320亿美元），同比增长8.3%。与之相适应，以武器装备智能化、编制体制精干化、指挥控制自动化、作战空间多维化、作战样式体系化为特点的新军事变革成为新趋势。

　　记者：中国是一个大国，从大的国际环境来看，传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世界新军事变革方兴未艾。按照新的、综合的安全观的要求，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如何应对的？

　　熊光楷：面对新军事变革的潮流，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早在2002年就已明确提出，军队建设应适应世界军事变革的趋势，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这种新军事变革的内容就包括：解决“打得赢，不变质”的历史性课题，增强信息化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完成机械化、信息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实现军队建设的跨越式发展；优化军队结构，提高军队高技术含量，实现军队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适应时代发展，创新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适当增加国防投入，提高军费使用效率；实施人才战略，培养、造就适应信息化条件下作战需要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记者：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复杂情况下，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如何按照新的、综合的安全观加以应对的？

　　熊光楷：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要“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为此，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正在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作战能力为核心，提高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例如，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7.1级地震，死亡2000多人。据统计，到4月19日22时，军队和武警共出动12798人，成功救出1564名被困群众，救治伤员20047人，运送帐篷、食品和救灾物资5196吨。

　　与此同时，中国还按照“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积极开展了军事外交。第一，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军队的友好关系，开展与各国军队间的高层互访、战略磋商和安全对话。以2009年为例，中国共派出70个重要军事代表团出访，接待30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和19个国家的总参谋长访华，举行8次双边防务安全磋商。第二，着眼于维护世界和地区安全与稳定，不断深化务实性国际军事合作，如开展以联合军演为内容的防务安全合作，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自1989年中国第一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截止到2010年上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共参与联合国18项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军事人员15603人次，先后有9名军人殉职。就目前进行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来看，中国是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第三，支持国家反对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的政策，积极参与国际军控核查事务，认真履行军控义务，积极参与各种国际军事援助。第四，努力拓展国际军事交流与合作，加强军事院校的对口交流和科研学术机构的学术交往。目前，我军已与美国、俄罗斯、新西兰、泰国等多国的军事院校建立了交流与协作关系。

　　熊光楷最后说，65年前，在正义对邪恶、光明对黑暗、进步对倒退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国人民同仇敌忾、相互支援、并肩战斗，终于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拯救了人类文明，赢得了世界和平。今天，传统安全威胁并没有从国际舞台上消失，同时非传统安全威胁已成为又一个世界性课题。新的、综合的安全观主张恰恰展示出中国在国际战略问题上的智慧、勇气和决心。我们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经过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必定能建立起一个有利于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人类生活更加美好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