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旨在结合文献、考古资料、地理资料、上古遗址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学术观点和在今天的学术价值进行一个重新的进一步的认识和探讨。
第一部分：绪论
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认为：“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美籍华人历史学、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对傅斯年和他的《夷夏东西说》极为称赞，他说：“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是无疑的。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傅先生说自东汉以来的中国史，常分南北，但在三代与三代以前，中国的政治舞台，……地理形势只有东西之分，而文化亦分为东西两个系统。自傅先生夷夏东西说出现之后，新的考古资料全部是东西相对的：仰韶——大汶口，河南龙山——山东龙山，二里头（夏）——商，周——商、夷。……《夷夏东西说》不是很长的一篇文章，但是有了这篇文章以后，历史学家看中国历史便有了一个与前不同的角度。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有突破性的。”“他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傅先生也没想到的，在整个中国大陆东西对立都是很显著的现象与研究题目。”
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傅斯年和张光直无疑都是历史学大家，是名符其实的“泰斗”级专家和学者。但是应该认识到，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只是提出了学说的构架和初步结论，并没有完成学说的最后结论，而且在该文中，对作为中华历史文化的主体—西部主体区域考证则失之太简，使其和对应的考证比较详尽的东部主体区域明显失衡。所以，这就有了进一步考证、认识和探讨的必要。
第二部分：应增加层叠交融说
“层叠交融”是什么意思？不难理解，作为西方的夏朝，曾经统治和管理过东夷地区，作为东方的殷商，也曾经统治和管理过西戎地区，同样作为西方的周朝，也同样曾经统治和管理过东夷地区。漫长的2000余年的三代上古史，依傅斯年“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的说法，其中的“混合”二字应该就是层叠交融，只不过后者较前者更明确和直接。漫长的2000余年的三代上古史，其主要时段应该是“层叠交融”期。“对峙”和“争斗”则应该为次要时段期。若进一步明晰的话，则和平稳定期为“层叠交融”期，战争混乱为“对峙争斗”期，无可非议，“层叠交融”期是大大长于“对峙”和“争斗”期的。所以，“层叠交融”期是应该予以明确和肯定的。而且还应该进一步明确和肯定，三代上古史的主要时期是，“层叠交融”期。
第三部分：西部主体区域是中华民族文化源的主体
为什么说西部主体区域是中华民族文化源的主体呢，这就要首先中华民族文化明确和肯定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这就是“礼仪”。中华民族被称誉为“礼仪之邦”，所以，“礼仪”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那么，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礼仪”之源又在哪里？当在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然儒家思想之源又在哪里？当在“周礼”，“周礼”或曰：“周公之礼”。无可非议，“周公之礼”形成于西周初期，因为制定“周公之礼”的周公旦就是周文王的儿子。
“周公之礼”还有源吗？还有的。
《国语》周语（祭公谏征犬戎）一文载：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翟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又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今自大毕、伯仕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夫犬戎树惇能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
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上述“不窋……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中的德应该为夏之德，绪应该为夏之绪，训典亦应该为夏之训典。周承夏，至此明矣，“周公之礼”源于夏，至此明矣，夏为中华民族文化之主源，亦至此明矣。当然，源之源还是能够继续上溯的，直至轩辕黄帝和轩辕黄帝之前。
第四部分：傅斯年东西区域的失衡
傅斯年所确定的东西区域的范围，确实失衡了。或者说，其西部区域范围失之模糊。《夷夏东西说》所考证的东部，也就是夷殷范围，有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直至鸭绿江长白山。可是西部区域也就是夏区域则仅仅河南东部，陕西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
我们先由目前明确了的商、周范围说起，在《诗•商颂•殷武》一诗中，有“挞彼殷武，奋发荆楚，穼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诗中明确，商之殷武时期，曾经“奋发荆楚”，发当为伐的通假，荆楚在那里？无疑是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就是《尚书.禹贡》中的徐州、扬州和荆州地区。而且“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是说成汤征伐到了西域的氐羌，被征服后的氐羌对殷商臣服纳贡，殷商疆土可谓大矣。
周的范围就更清晰了，周武王统一天下，分封诸侯，其疆域和《尚书.禹贡》九州差不多，其核心当在中华。平王东迁，才将关中迤山（富平瓦窑头）以西之原京畿之地划于秦国，以奖励其护驾之功。周之疆土也可谓大矣。
其实在研究三代疆域时，要分两部分认识，一是该王朝取得国家政权之前的疆域，一是该王朝取得国家政权之后的疆域，夷殷王朝取得国家政权之前的疆域据东方，周王朝取得国家政权之前的疆域据西方，夷殷王朝和周王朝取得国家政权之后的疆域基本是一致的。也和《尚书.禹贡》记载的虞夏时期的疆域是一致的。，
现在问题摆出来了，夏的疆域在那里？殷商取代夏，难道奋伐的荆楚非夏之疆域？难道成汤“自彼氐羌”也非夏之疆域？是新开拓的处女地?
其实《大雅.韩奕》说的也非常清楚：“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梁山在那里？经考证在现在河北省固安县。无容置疑，虞时期曾经管理过该地区。现在问题矛盾了，前面说过，大禹是虞夏时期以帝王之身份承前启后者，若虞时期曾经管理过河北省一带，那么夏时期也就必然曾经管理过河北省一带。这和现在的考古结论相差委实太远太远。《尚书》可以被怀疑，其必然要牵连《诗经》相关内容，其实《尚书》和《诗经》的部分内容，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通过读《诗经》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殷商还是东西周，均视“禹迹”为神圣。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三代之前，中华民族已经完成和形成了自己的大一统，而且商和周均在此大一统之内而不是在其外。
现在确定的夏区域范围和古文化遗留夏区域范围不一致，不仅不一致，而且相差太大，相去甚远，现在确定的夏区域范围是是没有条件和东夷“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的。因为后者的范围是前者的十几倍。所以我在前面说其是失衡的。另外他也无法承载雍容华贵的虞夏和光辉灿烂的虞夏文化的。
第五部分：“中华”那里来？
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站立于华山之巅，用拐杖点着脚下的山顶说：据考证，中华之华就来自于此。但是先生并没有留下考证的资料，成为了后世至今尚未破译之谜，是至为遗憾的。
章太炎先生是国学大师，更是经学权威。本人认为，太炎先生“中华之华来自于华山”的结论当来自于《尚书》，《尚书.禹贡》记载的是大禹勘测划定九州的事情，时为虞夏时期。根据《尚书》，虞夏时期国家已经完成了九州一统。
不然是无法勘测划定九州的，现在要研究的是，大禹勘测划定九州是由什么地方开始的？到什么地方结束的？有什么应该注意的特点。
以上3个问题分开讨论。
1、大禹勘测划定九州是由什么地方开始的？
大禹勘测划定九州是由冀州开始的，“既载壶口，治梁及岐。”，岐在那里？岐在关中，大禹勘测划定九州实由关中开始的。
2、大禹勘测划定九州到什么地方结束的？
大禹勘测划定九州到雍州结束，“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渭汭在那里？泾河入渭河交汇处，亦在关中。
3、大禹勘测划定九州有什么应该注意的特点。
大禹勘测划定九州有以下应该注意的特点：
a、 其顺序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
b、 是顺时针在中华大地绕走一周；
c、 这个在中华大地绕走一周的核心正好是华山。
d、 大禹勘测划定九州是始于华山脚下而后结束于华山脚下。
为什么会如此呢？简言之，是因为虞夏时期国家的核心区域在关中，虞夏的国都——京师在关中（本人另有专论）。
这样，关中和华山就有了其非常特殊的地位和内容。
《尚书.禹贡》最后记叙：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
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以上内容用白话解译如下：“国都以外五百里叫做甸服。离国都最近的一百里缴纳连秆的禾；二百里的，缴纳禾穗；三百里的，缴纳带稃的谷；四百里的，缴纳粗米；五百里的缴纳精米。
甸服以外五百里是候服。离甸服最近的一百里替天子服差役；二百里的，担任国家的差役；三百里的，担任侦察工作。
候服以外五百里是绥服。三百里的，考虑推行天子的政教；二百里的，奋扬武威保卫天子。
绥服以外五百里是要服。三百里的，约定和平相处；二百里的，约定遵守条约。
要服以外五百里是荒服。三百里的，维持隶属关系；二百里的，进贡与否流动不定。
东方进至大海，西方到达沙漠，北方、南方同声教都到达外族居住的地方。
于是禹被赐给玄色的美玉，表示大功告成了”。
为什么要重新认识《尚书.禹贡》以上内容呢？因为他有“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之说，也就是说：以京师为中心，距其五百里内为甸服，“甸服”，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王室直辖区域，其对三代上古史研究来说，具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我们由近及远，东周和西周，都有着其中央直辖区域，殷商也不例外，其位置和范围现在都可考证。其实也毋须考证，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没有稳定的大面积的中央区域，其政权就根本无法巩固。
现在问题来了，虞夏时期的中央直辖区域有没有？在那里？
《尚书.禹贡》被怀疑了，被考证为后人伪托而作，可是也有无法怀疑和无法否定的历史遗留和其内容相映。《尚书.汤誓》是商汤征夏的军事誓言，证明了殷商之前确有一个大夏王朝。商人、周人都尊奉“禹之迹”，《诗•商颂•长发》：“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诗•大雅•文王有声》颂作邑于丰时说：“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鲁颂.閟宫》：“是生后稷，……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大雅.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受命，王亲命之，缵戎祖考，无废朕命”，可见在周时代，禹和禹迹被当政者视为神圣，不然，“维禹甸之”不会被作为周王对分封诸侯韩王告诫语之首。截止现在，还没有发现认为《诗经》是假托的观点，其实《诗经》确是无法假托的。《诗经》确是三代的遗留。现在问题来了，作为“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的“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为什么都统一拜倒在了大禹的膝下？
这里就有问题应该肯定了，大禹是人而不是神，其时期距商统一仅500年左右，大禹治水划定九州在商诗《诗•商颂•长发》：“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得到了肯定。大禹是人，但不是一般的人，他是虞夏时期的承前启后者，而且是虞夏时期以帝王之身份承前启后者，有了虞夏时期，必然有虞王朝和夏王朝的疆域，有疆域，必然有疆域中心，也就是中央直辖区域，其实这个中央直辖区域的文化历史化石几千年就没有离开我们的眼界，人人耳熟能详，他就是“中华”一词。其标志是华山。也就是说，虞夏时期的中央直辖区域是以华山为其标志和核心的。
其实我们的祖先这样文化历史化石共生的还有，如“中国”，如“华夏”，如“雍容华贵”，都是能够使人思路回归本源的。
李光耀先生不愧为中华民族文化继承之佼佼者的，他就有“中国”，就是中央王国’的精辟观点。
所以，三代夏王朝的中心必须要以华山为中心来考证，必须在关中来寻觅，来考证。
第六部分：虞夏大一统的痕迹
殷商历史上有国家的大一统，周历史上也有国家的大一统，而且东周西周合计近800年，举世罕见，那么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虞夏大一统，留有什么痕迹没有？应该是有的，只是没有被人们注意罢了。
什么痕迹呢，这就是殷商和周的语言和文字。
傅斯年认为：“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现在问题处来了，什么问题呢？相互对峙争斗的不同区域的两个系统，为什么是相同的语言和文字。国家是由部落族群形成的，一个部落族群如果不被同化，其语言和文字都是独立的。越是大的部落族群，其语言和文字便越神圣。是轻易不会被同化的。如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以及满族等。
如果从文字和语言角度分析研究中国上古史的话，就可以肯定的认为：在殷商之前，中国是曾经还有过大一统的。
如果再找不到相反证据证明的话，这个大一统就是虞夏时期，当然前面可能还有。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光辉和伟大之处。
第七部分：由彩陶文化认识虞夏
前面说过，西部主体区域是中华民族文化源的主体，悠久的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其起源、发展和延续是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的，其首要条件是长期稳定的大一统，所以，司马迁《史记》关于虞夏历史的记叙，还是不要轻易怀疑和否定的好。
范文澜认为彩陶文化就是虞夏，是值得结合《史记》关于虞夏历史的记叙重新认识的。
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也就是彩陶文化的代表为半坡遗址，他的研究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范围，二是历史积淀厚度，三是核心集中区，下面分别来讨论。
一、 范围
范围毋须赘述，彩陶文化范围比三代殷商、东西周的国土面积相当甚至要大，南部安徽湖北四川，西部甘肃青海，北到河北内蒙古，东部临海。当然这是目前考证可明确的，若进一步考证的话，则范围必然会更大。
二、 历史积淀厚度
半坡遗址距今6700年——5600年，其延续为1100年，大地湾遗址距今7800年——4800年其延续为3000余年，而且大地湾遗址还可以上溯至距今60000年，不可谓不灿烂辉煌。现在发掘的扬官寨遗址由半坡四期到庙底沟时期，其时段的跨越之长是值得冷静思考的。现在可以明确，新石器时期的辉煌期约3000年，中心时段距今5000年左右。
三、 核心集中区
新石器遗址的考证自从安特生上世纪20年代发现仰韶遗址始，距今已近百年，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先后发现和发掘了半坡遗址、姜寨遗址、马家湾遗址、杨官寨遗址、大地湾遗址等。令人吃惊的是，作为被首先发现的仰韶文化也就是彩陶文化的核心区不是在仰韶文化的发现地河南省，而是在陕西省的关中地区，仅陕西省关中的宝鸡地区发现的彩陶文化遗址就达600多处，而河南省全省发现的彩陶文化遗址则仅200多处，可见关中彩陶遗址之多。
彩陶文化的繁荣标志着当时社会的繁荣，殷商社会文化繁荣遗留体现是甲骨文，东西周社会文化繁荣遗留体现是青铜器，那么虞夏社会文化繁荣遗留体现是什么呢？目前仅仅二里头的考证是承载不起虞夏社会文化的，而且其明显和中华民族文化上古之源是不匹配的。而且繁荣的彩陶文化和上古历史的关系确无法衔接。2012年陕西省神木石峁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使二里头的考证结论便显得有些尴尬。
所以，通过彩陶文化来研究虞夏文化，通过彩陶区域范围来认识虞夏区域范围，另外在彩陶文化密集区寻觅虞夏大一统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